| 其他信息 | 魏晋南北朝， 顾恺之作 ，绢本 ，设色，纵27.1cm，横572.8cm 顾恺（凯）之（346–407）， 字长康，小字虎头，被称为虎头将军，晋陵无锡人，其父悦之，尚书左丞。顾恺之博学有才气，桓温引其为大司马参军，后为殷仲堪参军。其尤善丹青，史称其笔下状人，风神情度，甚得其态，自江以东，誉为神妙，自谓“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”，谢安（320—385）深重之，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。义熙初为散骑常侍，年六十二卒于官。俗传顾有才绝、画绝、痴绝三绝。有《雷电赋》、《神情诗》传世， 著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、《启蒙记》、《启疑记》等。 黄初三年（222）曹植所作《洛神赋》是艺术史中重要的题材，其于绘画，《洛神赋图》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不断赋予新意，各存时代印记。本卷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，实为北宋仿六朝之画风。 是卷引首乾隆行书御题“妙入毫颠”四个大字，并详记清内府先后入藏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二卷、李公麟白描《洛神赋图》一卷，将之收入《石渠宝笈》初、续二编，称“一合函三相，神传会道筌”，分别在本幅卷末御题“洛神赋第一、（或二、三）卷”。是卷为“洛神赋第一卷”，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，“第二卷”为辽宁省博物馆所藏《宋人临顾恺之〈洛神赋图〉》卷（下文简称“辽博本”）、“第三卷”为李公麟白描《临洛神赋》卷，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。三卷分别贮藏于御书房、乾清宫与宁寿宫。 与是卷同宗、可相互参校的是“辽博本”，即“洛神赋第二卷”。据其，是卷所绘内容可分为二十一段，独缺“辽博本”中“解玉佩而要之”一段。细查之，此处为接纸，骑缝处钤有乾隆“敲诗月下周旋久”朱文方印、“漱芳润”白文方印各一，可见其在入藏乾隆内府时即已缺失。 据所查文献，目前并未发现宋以前文献中有顾恺之画《洛神赋图》的记载，最早被著录作有《洛神赋图》的为晋明帝司马绍。北宋米芾《画史》中著，“《太宗实录》载购得顾笔一卷，今世人收得唐摹顾笔。”可知顾画在唐太宗时即如凤毛麟角，难得一见，北宋时，顾画唐摹本亦很珍贵，北宋末年亦指出“珍藏不换一斛珠，李诗顾笔今世无”，更何况是顾氏《洛神赋图》。南宋绍兴时，雪溪先生“近得顾凯之所画《洛神赋图》抚本，笔势髙古，精彩飞动，与子建文章相表里”，可知，在南宋初年即有顾画《洛神赋图》摹本流传于世。 清阮元在《石渠随笔》中记：“宋人摹顾恺之《洛神赋》卷多存古法，其树木皆如孔雀扇形，分段画赋意，即如太阳升朝霞即画日中一鸟，芙蓉出绿波即画水中荷，冯夷女娲皆画神象，此种古拙之趣犹存汉石室石阙遗意，非唐宋后画史所知。”近人缪筌孙赞同其说，“阮文达谓六朝人画树皆作伞形，武梁祠画像、《列女传图》、顾恺之《洛神图》源流可考”。 此论颇为公允，亦指明其画风源流。是卷所宗六朝古法除在武梁祠画像中可见之外，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（484年）中出土的漆屏风、东魏武定元年（543年）翟门生屏风石床中均可见。卷中洛神的服饰、侍从的头饰在晋、唐的陶俑中可见，亦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晋代《亭长画像砖》中的侍从形象；卷中树木可在南京博物院藏东晋晚期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》中觅得原型。又，是卷中的山水、树石等布局可参校南北朝忻州九原岗墓壁画之《狩猎图》，可见是卷所宗六朝之古法，使其最为接近顾画之风格，学界指出其与大英博物馆藏宋摹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、故宫博物院藏宋摹顾恺之《列女图》卷成为研究顾画的重要作品。相较之下，是卷与《女史箴》、《列女图》相比，其画风应稍晚之，但早于南宋，老一辈故宫专家与学界将其定为北宋末年摹本甚为公允。 是卷卷后赵孟頫行书《洛神赋》同拖尾李衎、沈度、吴寛等题跋均为伪作。 不得不强调地是，乾隆在后隔水御题中已指明其伪，“卷末吴兴书《洛神赋》当属后人摹本，予临大令《十三行》既竟，复加审定，辄识数语以示具正法眼藏者”。乾隆乙酉（1765）又题“绢新于第二卷”， 丙午（1786）再御题，详述将此卷改定为宋人临本的理由（此题亦御书于“辽博本”之卷首），又敕令大臣董诰在是卷隔水中题记，“此卷已入《石渠宝笈》，辛酉（1741）、己巳（1749）、乙酉（1765）、丙午（1786）四经题识，定为第一卷，贮御书房”。大臣和珅、梁国治、董诰均敬题于卷后（“辽博本”卷尾亦有《石渠宝笈续编》编纂官曹文埴题记其中始末），此其种种，直观地再现了乾隆内府编纂《石渠宝笈》初、续二编“精核无遗”的理想，其自称“左图右史”洵为不虚。不仅如此，乾隆在多次御临《洛神赋图》、御临或御书《洛神赋》的同时，敕令词臣、宫廷画家一同摹绘《洛神赋图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丁观鹏《摹顾恺之〈洛神赋〉图》卷即为力证，其又在故宫博物院藏《宋人临女史箴图》白描卷后御题，记其“乾隆甲子（1744）秋八月抚临一周”，可见乾隆早年即相当重视顾氏之作。 撰稿人：田艺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