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星(1538-1599),山东东明人,字拱辰,号东泉,嘉靖三十八年(1559)进士,擢吏科给事中。隆庆二年(1568),上疏谏帝勤政讲学、广纳建议,被廷杖六十,数次濒死,罢黜为民。由此事件可以看出石星敢做敢为,直言不屈的性格。《明实录》记载:「前给事中石星以愚戆(憨直)获谴」。他归乡里居时,好修身、有清誉。 历任兵部、户部、工部,练达诸事 石星赋闲家居五年,于万历元年(1573)起故官,晋兵部侍郎。万历十五年(1587)二月,因总督陵工的工部尚书杨兆病故,石星被任命为工部尚书代理总督,全权负责定陵修建事宜,此间他针对黄河和京杭运河的治理问题都提出了确实可行的建议。十八年(1590)改户部,见国库空虚,遂提出十四条建议,令九边督抚遵行,使国库支出减少。次年,因边疆多故,改兵部尚书。万历二十年(1592)二月,宁夏哱拜叛乱,蓟辽晋豫混乱、抚臣被杀,石星命诸司平定宁夏,鍳于蓟辽总督魏学曾权轻,向皇帝请求尚方宝剑,十日后即传来捷报,总督魏学曾恢复河西四十七堡,只有宁夏镇迟不能复,石星便调副将麻贵驰援,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进行围剿。 石星力主出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四月,丰臣秀吉侵略朝鲜,朝鲜向明朝求援。在东西两方战事方兴之状况下,石星居中调度,运筹帷幄。于万历二十年(1592)九月平宁夏,接着全力处理朝鲜战事。专研中朝关系史的孙卫国教授发堀了许多当时的朝鲜文献,其中朝鲜请兵陈奏使郑昆寿(1538-1602)于万历二十年(1592)八月前往北京向明朝请兵。其《行状》中记载道:「公即呈文礼部,乞免上、下马宴,且请速打发兵马,以拯小邦之急。又呈文兵部,申请益切。又诣兵部尚书石星前,痛哭哀吁,悲不自胜。尚书感动,亦泣下沾襟。谓人曰:朝鲜请兵使臣,至诚哀痛,虽秦庭七日之哭,蔑以加矣。」郑昆寿在京四十二日,每日都与石星联系,请求尽早出兵。石星受到他的至诚感动,加上透过使者沈惟敬了解朝鲜战情后,决定出兵。石星随即批准朝鲜购买原本被禁止贩卖的火药、弓角等火器,以加强朝鲜现有的战力。当时宁夏之役未平,他提议先派辽兵两万前往朝鲜。但朝中反对出兵之人甚多,石星多方斡旋,甚至打算亲自率兵东征。十月初十日,朝鲜使臣获知:「石尚书题本,请身自东征,虽不准许,辞直义壮,可以想见其人。」宁夏之乱平定后,石星即刻将军队调往辽东战场。 平壤大捷与封贡和谈 万历二十一年(1593)正月,提督李如松率明军大败小西行长,取得平壤大捷,日军如潮水般溃退南撤。不久,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役中进攻受挫,战事转入相持阶段。加上粮饷不继,军中疾疫频传,石星力主封贡和谈。 沈惟敬受命三入日营,与小西行长、西笑承兑等多次会谈。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宋应昌派谢用梓、徐一贯假称明使团,前往名护屋拜见丰臣秀吉。丰臣秀吉提出《大明日本和平条件》七项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,日本派内藤如安(小西飞)前往北京,他信口答应明朝和谈的三项条款,与丰臣秀吉之七项,风马牛不相及。两国使节却互相欺瞒。随后,明派册封使前往日本,在釜山滞留数月,正使李宗诚逃归,由副使杨方亨取代,沈惟敬充任副使。宣读诏书之时,丰臣秀吉才惊觉他的要求完全未能满足,当即发飙,驱逐明使,封贡失败。 史料中有沈惟敬「七事已曾暗许」之说,认为沈惟敬擅自答应了丰臣秀吉要求的七项和平条件,欺瞒明朝。时人周孔教上疏弹劾石星,称他「乃信沈惟敬之邪说,许七事而讲堕倭术中」,明朝册封杨方亨在册封失败后向万历皇帝报告时,也认为石星和沈惟敬「欺瞒」了皇帝。万历二十四年(1596)九月初二日封贡前后,三国对于朝鲜王子赴日为人质之事始终无法取得共识,册封于是失败。战事再起,石星被夺职,之后病死狱中,享年六十二岁。 朝鲜君臣感谢石星出兵援救 在战事初期,明朝君臣曾对是否出兵援朝有很大的争议。石星全力支持出兵援朝,故朝鲜君臣们都非常感激石星,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石星的支持,明朝很可能不会出兵,因而对石星充满感激之情。 邹元标撰〈石星传〉,评论道:「石司马历事三朝,四十年谔谔蹇蹇,削平宁夏,功苦功高矣!」朝鲜国王感念石星拯救之功,为之深惜。石星擅长审时度势,他曾任户部尚书管理国库,应已察觉第二次朝鲜之役时,明朝财政上已苦于负荷庞大的远征经费,假若册封一事能够成功,明朝或许可以保留军力、财力以扺挡万历朝后期兴起的后金势力,也许明亡清兴的历史会被改写,亦未可知。 朝鲜君臣供奉石星于武烈祠 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,朝鲜君臣将石星视作明朝「再造藩邦」的功臣之一,在平壤建「武烈祠」,特派画师绘制明朝兵部尚书石星、指挥平壤战役的提督李如松、总兵杨元、李如柏、张世爵五人的画像,挂在祠堂内春秋祭祀。朝鲜史家编造石星的各种传说,甚至认为石星之所以如此尽心力主援朝,乃是为了「报答」朝鲜通译洪纯彦解救其继室之恩;又曰清朝入主中原后,其子东去朝鲜,并在朝鲜生活繁衍下去。实际上都查无实据,只是传说而已。